由于过去历代统治阶级执行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，迫使瑶族先民进山唯恐不高，入林唯恐不密，迁徙频繁，过着艰苦的游耕生活。他们以深山老林为居，与毒蛇猛兽为邻。1949年以前，绝大多数瑶族地区都处于封闭自守的经济状态中，受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较少，更没有中医或西医的传入。恶劣的地理、生活环境与病痛的侵袭，为了本民族的健康。繁衍，他们在长期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疾病的斗争中，利用瑶山盛产的动植物药资源，积累了利用草药防病治病的丰富经验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瑶族医药。如到处高山陡坡，悬崖峭壁，蛇虫咬伤，跌打损伤骨折等外伤病症发病率较高，瑶医总结了一套以草药外敷、内服、外洗的治疗方法，疗效显著确凿，疗程亦短；由于居处为深山老林，海拔高，气候寒冷潮湿，风湿痹痛、痧、瘴、蛊、毒等亦是多发病、地方病，瑶医对这些多发病、地方病的治疗，也总结了一套以内、服、外洗、药浴、外敷、拔罐、药垫、火攻、杉刺、陶针、针挑。刮痧、挟捏、蛋灸、艾灸、油火灯灸等多种综合治疗方法。

　　有关瑶族医药的记载，没有专门的典籍，但古籍中可查到零星的记载。这些十分粗略的记载。对内涵丰富的瑶族医药虽是挂一漏万，但仍可从中了解到源远流长的瑶族药史。

　　瑶药是以草木为主，历史上最早记载瑶族利用草木的当推《后汉书·南蛮传》。书云：瑶族先民“绩木皮，染以草实，好五色衣服”，他们既然会利用木皮来绩衣服，以草实来染五色，那么，会不会拿来“食”，拿来“敷”，拿来“洗”呢？这是非常值得考究的。

　　宋代的经典著作中，对于瑶族医药的零星记载就较多了。苏颂的《图经本草》称砂仁“今唯岭南泽间有之”。瑶族先民服用砂仁以除瘴消暑助消化。作为瑶家一宝的灵香草，也多处见于宋代典籍中。如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道：灵香草“唐人谓之玲玲香，亦谓玲子香”。周去非的《岭外代答》则记载了灵香草的生长条件、产地，泡制方法及销路。书中云：“瑶洞及静江、融州（今融安和大苗山），象州（今石龙），凡深山木阴沮洳之地，皆可种也”。并将种植所得的灵香草“熏以烟火而阴于之”，然后运往山外出售。700多年前，瑶族先民就已对灵香草掌握了特殊炮制方法，至今仍然实用，这是很了不起的。因为生的灵香草其气味并不香，在烈日下爆晒干也不会香，只有“熏以烟火而阴干之”才能香气四溢，才能使用。灵香草可作药用，曾载于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，但距瑶族种植，利用灵香草至少迟150～200年。瑶族先民除用灵香草作香料、驱虫、驱蚊外，还用于治疗感冒发热、腹痛、腹泻、头痛、腰痛等疾病及避孕绝育。在周密的《齐东野语》中，有这样的记载：“方春时，瑶女数十，歌啸山谷，以寻药挑菜为事。”可见，在宋代瑶族先民用药已相当普遍。不仅习医之士，就是普通的平民妇女，都能“以寻药挑菜为事”。这充分说明瑶族医药的悠久历史。

　　瑶族居住、生产生活环境条件恶劣，跌打损伤骨折。蛇虫咬伤发生率较高，瑶族先民早已总结出一套治病医伤的方法，除了用药内服、外敷外，还掌握了一些简单而有效的外科手术方法。如在周去非《岭外代答》中记载瑶人“忽遇药箭，急以刀割去其肉，乃不死”。这是最原始而有效的外科手术方法。一个“急”字，道出了其中深奥的医学科学原理；能制造使用药箭（一般是用以狩猎），反映了对毒性药物等药性的认识。从内科服药到外科开刀，很可能还需具备麻药，说明瑶族医药在历史上不但客观存在，而且在宋代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。

　　500多年前，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居住着原始的“吃茶人”。那里有关他们“种茶、制茶和卖茶的传说、故事和歌谣”。说明瑶族人民对于喝茶有悠久的历史，而种茶、制茶，与种药、制药是密切相关的。茶的药用及保健价值，现代科学研究已经证明。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，从某一方面反映了瑶医药的形成和发展。

　　到了清代，瑶医药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。“瑶族长期以来，依深山以居，刀耕火种。以砂仁、芋、楠、漆、皮、藤为利，至地力竭，又徙他山”，“瑶族……善识草药，取之疗人疾，辄效”；“耕作之暇，入山采药，沿寨行医”。可见瑶族人民种植、利用草药的品种增多了，技术提高了，对各种草药的性味功能深入的认识，对临症治疗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才能起到“取之疗人疾，辄效”的疗效。同时，已形成了一支专业或业余的医药队伍，扩大了行医范围。“沿寨行医”大大方便了群众，从而也推动了瑶医药的进一步发展，不断壮大医药队伍。